四天以后，娜塔丽一清早飞奔到使馆后院找拜伦，跑得连头发和裙子都飘舞起来。他正在后院销毁空白护照和一叠叠签证申请书。使馆有几百张这种栗色护照，此刻都缓缓化作烟尘。这些东西一旦落到德国人手里，他们就会利用它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潜入美国。成堆的签证申请书因为足以证明犹太人身分，也排在销毁名单的最前列。申请书上常常别着美元，拜伦原来打算翻阅一下，现在可顾不上了。他的任务就是尽快把这些东西都烧成灰，连自己在烧钞票也毫不在乎。

“快。快跟我走。”娜塔丽喜气洋洋地说。

“上哪儿去？”

“你就来吧。”

前门口停着一辆有司机驾驶的黑色轿车，斯鲁特坐在一个皮肤红润、头发灰白的胖子身边。“喂，这儿，拜伦！”斯鲁特的声音也显得特别高兴。“这位是瑞典大使。大使，拜伦-亨利的父亲是我们驻柏林的海军武官。带他一道去也许好一点。您觉得怎么样？”

大使用干净的小手擦了擦蒜头鼻子，精明地朝拜伦打量一下。“好极啦。的确好极啦，也许他还能做点笔记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。上来吧。拜伦。”

即使给斯鲁特输了血，他的脸色也不会更好了。拜伦一小时前刚跟他交谈过，那时候他还跟平常一样，脸色灰白，脾气固执，意气消沉。他整天在大使馆里愁眉苦脸，不断地吃药，简短地回答别人的问话，一连好几个小时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。自从旁边一座楼房中了一颗炮弹、炸死了十个波兰人以后，斯鲁特就变成了这副样子。拜伦猜测，因为责任重大，把这位代办压垮了。可是此刻，他脸上有了血色，他的目光炯炯有神，就连他烟斗里冒出的一缕蓝烟也显得很轻快。当拜伦坐到汽车后座上的时候，娜塔丽突然对大使说：“我能去吗？我总是跟拜伦一道出去的。”

斯鲁特愁眉苦脸地摇了摇头。大使怀着男性的兴趣，把她上下打量了一番。娜塔丽穿一件绿色绸衣，套着一件粉红色旧羊毛衫，这身衣服是她未加思索随手从箱子里抓出来的。这身打扮使她显得俗不可耐，但富于诱惑力。“可是，亲爱的，您不害怕吗？”

“怕什么？”

“怕炮声。我们去勘察一条安全撤退的路线。”大使的英语说得很慢，但说得很好。他把一只粉红色的小手放在打开的车窗口，不管围城不围城，他的指甲总是修得闪闪发光。

“我们很可能到离前线很近的地方。”

“我听过炮声。”

大使朝拜伦微微一笑。“怎么样，让您的朋友跟我们一道去吗？”他一边说，一边让出地方给她坐。斯鲁特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不耐烦地嚼着他的烟斗。

汽车一颠一簸、弯弯曲曲地向河边驶去。华沙在过去四天中受了很大破坏。一股强劲的风吹散了硝烟，柔媚的朝阳使街道上呈现出一种带讽刺意味的太平景象。但是，到处都可以看到被破坏的建筑物。成千扇窗被炸掉了，窗口暂时钉上淡黄色的胶合板。华沙城只剩下一片硝烟，到处是水泥屋架和黄色的胶合板。人行道、排水沟都被破坏，弹坑累累，主要交叉路口都设置着坦克陷阱和防御工事。在这些交叉路口上，都有神经紧张的士兵，恶狠狠地瞪着眼睛，举着机枪，手指扣住扳机，拦阻汽车。周围还能看到一些其他的人。远处响着隆隆的炮声。每当士兵放下枪，准许他们通过的时候，斯鲁特总是哈哈大笑。

“我简直不能相信，”汽车驶到维斯杜拉河上一座挤满汽车、卡车和自行车的石桥的时候，他这样说。“这一切都还依然存在。德国人不是已经炮轰整整两个星期了吗？”

“是啊，你知道，他们的破坏力并不象宣传的那么厉害，”瑞典大使说。“打的也不是那么准。”

汽车驶上架在褐色的宽阔河面上的石桥。桥下，河水在华沙和东郊布拉赫（那儿是一片矮房和绿林）之间静静地奔流。他们背后，华沙城映着硝烟弥漫的蓝天，沐浴着阳光，远远看来，越发显得安然无恙；这座宏伟的京都，有宽阔的马路、巴洛克式大教堂圆屋顶、高耸入云的工厂烟囱和许多浓烟滚滚的黑色烟柱，看起来简直象太平时代一座工业城市里繁忙的一天，只是有些地方冒出滚滚的黄色火焰，地平线上闪耀着象夏天闪电一般的火光，以及从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。几辆载着士兵的公共汽车从汽车旁边驶过，士兵们在车上唱歌，开玩笑，有的还朝娜塔丽招手，冲着她叫喊。也有许多士兵骑着自行车向同一方向奔驰。

“他们都上哪儿去？”娜塔丽说。

“当然是上前线，”大使说。“这可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啊。他们离开炮位，回家吃一顿午餐或晚餐，或者跟老婆睡一觉，然后再搭公共汽车返回前线打德国人。内战时期我在马德里，当时马德里就是这样。”

“我们得走多远？”斯鲁特说。在河上，从布拉赫传来的炮声更响了。

大使噘起嘴唇。“我说不上来。我们得找到校园前边有一只石鹅的校舍，过了路边一个神龛以后大概还有一百码。”

过河以后，他们看到一片